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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致残:跳楼受伤六年没被医治长江日报报业集团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7: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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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致残:跳楼受伤六年没被医治
 
邓小平夫妻和刘伯承夫妻, 邓小平抱的为邓朴方 尼克松访华

    2003年12月2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亨特宣布了被授予“联合国人权奖”的组织和个人名单,邓朴方位列其中。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荣誉。邓朴方不太愿意谈他那段梦魔般的往事,和大多数遭遇过不幸的人一样,他只想轻描淡写地以一声“既然过去了,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不管对他自己,对他的家人,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是没法抹得掉的。

    “邓朴方当时所遭遇的困难是:这种手术的开刀费用大约是25万美元左右,加上手术后的住院费用及其他医疗费用,总共可能要花50万美元。而邓家凑不出这笔经费,中国政府也不能用国家的钱为邓朴方治病。” 

    邓朴方跌伤后多家医院拒绝治疗

    1966年6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那篇著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当天晚上中国大陆便播出了北大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邓朴方和他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毕业班同学正搭火车从外地结束“四清”工作回北京。

    回到学校,邓朴方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受命以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顺四楼的水管逃走,不幸,他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不遂。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无人道的岁月里,人间还是有温暖的。当邓朴方跌伤后,北大医院当局拒绝收容他这个“全国第2号走资派”的儿子,在灰心绝望之时,他碰到救星。一名叫王凤梧的工人以无产阶级宣传队员的资格被派到北大,由于他是工人,红卫兵对他敬畏三分。他见邓朴方的惨状,便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已不能动弹的邓朴方到处求医,屡遭拒绝。最后,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终于答应替他会诊。

    结果是: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摄氏40度。

    在救济院度过凄苦岁月

    受伤后,邓朴方最痛苦的日子可能要数他被送进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的那半年的岁月。由于他的病当时医生已束手无措,便把他送去清河救济院。有一篇写邓朴方的文章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到达清河救济院的情形:“开午饭啦,80多岁的老护理员、孤寡老人朱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给邓朴方盛了半碗熬白菜,又递给他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至于清河救济院的情形,据当时到那儿去探视他的王凤梧说:“当我推开门进去,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然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邓朴方和他“第4病室”里的“哥儿们”一起劳动,用铁丝编字纸篓赚钱,一天编12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人民币,每个月赚四五块钱。

    邓朴方说,这段岁月最难熬,因为他急于知道众人、尤其是父母亲的下落。他说:“后来我知道,他们也在想法子找我,可是都不敢明问,只能暗中打听。”

    延期六年的治疗已无济于事

    过了半年,邓朴方在天津的姑姑终于找到他了。经过四处奔走,终于把他接出清河救济院,并且把他安排在宣武门一座小四合院一间小房间里。这时候,被软禁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也得到邓朴方的消息。邓小平于是写信给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准邓小平接邓朴方到江西和他们团聚。

    林彪事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风向又改了,邓小平获准回京,他立即向“中央”要求让邓朴方接受治疗。这回周恩来又亲自批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三○一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名医群集,一向是中共高层人员的专属军医院。

    邓朴方1972年4月在邓榕陪同之下,住进这家医院。但是,文革中期,许多医生受“文革”波及,都下放改造,一直到1974年夏天,也就是“文革”末期,一些被下放的医生被解放回北京原单位,在钱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三○一医院骨科专家正式给患了6年瘫痪的邓朴方会诊,并进行一次诊断性手术。结果发现:他的胸部及腰椎骨折严重。邓朴方说:“当时我一翻身,身体长的骨头就嘎吧嘎吧地响。”此外,他的胸骨第十二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他的截瘫也因此从双腿上升到双乳的地方。当时医生们认为,6年前,如果给予适当治疗,他的瘫痪应该可以降到大腿以下。可是,长期骨折形成血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这时候,邓朴方也等于接受了命运的正式宣判:今后,他永远不能站起来了。

    在三○一医院的病榻上,他常为病友、护士、医生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打发时间,还曾给自己组装过一架黑白电视机。他说:“我是搞物理的,对这些技术有兴趣。”

    1977年农历新年前夕他出院。出院那天,他特别要人推着他到清河救济院去会会过去第4病室的哥儿们,和他们过除夕。此后,每年的春节他一定回清河救济院。他说:“那些哥儿们毕竟是我的患难之交。”

    从医院回到父母身边后,邓朴方一面在家里为弟妹们补习功课,一方面每天坚持到北京无线电工厂上半天班,以他的话是“去干些手工活,木头活。”平常,他也努力锻炼身体,想尽办法使自己多运动。可是,命运并没有因此放过他。

    邓朴方赴加拿大进行手术

    1979年年初的一天早上,他起身准备吃早点,长年照顾他的护士李大姐发现邓朴方的背后鼓起一个大包,他自己动动身体,没有任何感觉,身体内的脊椎骨又嘎巴嘎巴作响,家人立即送医院检查的结果发现,他的脊椎骨再度骨折。医生们说,这种骨折很危险,一旦骨头刺破脊椎两旁的动脉,就会导致内出血,万一骨折后的脊椎刺穿皮肤,露出体外,可能会感染致命的脑炎。当时中国大陆的医学界对他的病况束手无策,听到这个消息,他除了笑笑,别无选择。

    过了一年,也就是1980年,邓朴方的救星到了。当时刚当选美国骨科协会会长的马昆医生率领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到北京开会。于是,三一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趁机要求马昆医生给邓朴方进行检查。

    后来,经过马昆医生的联系,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据说这是总理杜鲁道亲自批准的。邓朴方则支付他本人和护士到加拿大的旅费。身为邓小平的儿子,他们居然凑不出急待救命的医药费,而且在手术完毕,他需要复原期间,为了省钱,他不能住进康复中心,只好搬去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住。”据邓朴方说,连那笔旅费也是全家人凑出来的。邓朴方虽然在周身钢钉的支撑下能坐起来,但是他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瘫痪病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肾功能差,有一个肾已经萎缩,肝、肺功能都极差,而且,由于80%的皮肤已经失去排汗功能,在夏天,气温高,必需大量出汗的时候,他身体只有一小块皮肤能出汗,浑身就会发烧,因此,他必需大量喝水,他平常用一个大白色搪瓷杯子喝水,借水来降低体温,所排的尿就流到随身携带的一个容器内。以这种病体上山下水去进行全国性残疾人福利工作,自然辛苦。

    摘自《与世界领袖对话:聚焦国际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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