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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知多点:三教九流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7 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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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知多点:三教九流
 
文/网络     编辑制作/荷花小女子
 
 
 
中国历史知多点:第四部分 三教九流

目录

01、 《汉书》
02、 《四库全书》
03、 白虎观会议
04、 百家争鸣
05、 藏传佛教的宗派
06、 长春真人雪山行
07、 谶纬神学
08、 春秋三传
09、 道教的宗派源流
10、 二十五史
11、 汉传佛教的宗派
12、 稷下学宫
13、 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
14、 历史上的全真教
15、 清人智慧的结晶——考据之学
16、 十三经
17、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8、 四书五经
19、 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
 
 
1、《汉书》
  司马迁之后,东汉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班彪亦为著名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即在《后传》的基础上创作而成,主要记载西汉历史,兼及王莽篡汉。
  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与谋议。后班固因事入狱,于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尚缺八表和《天文志》,班固妹班昭即奉命补作,其中《天文志》由马续协助完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百官公卿表》。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喜用古字古词,因而《汉书》比较难读。
 
2、《四库全书》
  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二百多年前创修的《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四库全书》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共44小类,分别为:
  经部: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
  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
  子部:墨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
  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
  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3、白虎观会议
  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儒经异同的一次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会后,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以国家的力量促成了儒学经典与迷信的结合,影响深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而且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一部经书的解说就达到一百多万字,书,连统治者都感到需要加以减省。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各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聚集儒生召开石渠阁会议,初步解决了今文经学派内部的争执。到西汉末年,儒家哲学内部又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就被立为官学。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现象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古文经大师班固整理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简称《白虎通》。《白虎通》极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混合在一起,概括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的主要观点,在某些方面也包括了正当鼎盛之时的谶纬之学和古文经学的观点。形成三者调和的产物。东汉以后,经学逐渐衰亡,但《白虎通义》的基本思想和许多具体的规定,却为历代王朝遵循,历两千余年而不衰。
 
4、百家争鸣
  自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的200多年间,社会上出现了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它所达到的成就是古代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难以企及的。两千年的封建文化,都可以在先秦文化中追寻到它的根源,即便是现代中国的许多思想也都渊源于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的意义甚至可以和古希腊文明与欧洲文化相媲美。
  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各国互相攻击,争战不休。为了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各国统治者均十分重视人才,从而形成了礼贤下士的养士风气。在养士之风下,文人学者不必为生计发愁,转而将精力专注于思想的整理和推进上。当时前人的文化成果已经得到较好的整理。儒家先后编篡出《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等重要典籍。各家各派的论辩,多半以历史文献为立论的前提。
  在这一阶段纷纭繁杂的流派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有儒、墨、道、法几家。各派都试图对人类历史作广泛深刻的探讨,以从中摸索出社会发展变革的道路。他们之间互相批评,相互斗争,几乎贯穿春秋末至战国后期的数百年时间。
  儒家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年。孔子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崇尚西周的制度,提倡仁爱,主张礼治,把宗法封建制加以理想化。孔子还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有弟子三千人,在当时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孔子之后,又出现了孟子,他进一步推动了儒家学说的发展。
  墨家学派创立于战国初年,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益。两大显学在战国初期展开了学术争鸣。
  道家则以道为最高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主要在哲学和美学方面。一部《道德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被后世道教视为无上圣典。
  以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则代表了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兴起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符合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它虽然被各家学派指现为“刻薄寡恩”,却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战国后期达到鼎盛,成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利器。
  各家学派在众多的领域中既相互对立,形如水火;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它们共同促成了文化学术的繁荣,使春秋战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富于创造力的时代。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对古希腊文明的赞誉: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没有现代的中国。
 
5、藏传佛教的宗派
  佛教在西藏地区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到11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迎、噶举、格鲁、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教派。有些教派由于无政治势力作靠山,势小力弱,先后融于其它教派或被迫改宗,均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影响较大的只有5个教派。
  宁玛派(红教),形成于公元11世纪,是藏传佛教中最早产生的一个教派。由于该教派吸收和保留了大量本教色彩,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佛教徒藏匿的经典,并认为自己弘扬的佛教是公元8世纪吐蕃时代传下来的,比较古旧,所以称宁玛(宁玛,藏语意为古、旧)。加上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因而又称红教。红教以密宗修习为主,其思想受汉语系佛教影响,与内地禅宗“明心见性”说法相似。今天,红教不仅在中国藏区传播,在印度、不丹、尼泊尔、比利时、希腊、法国、美国也有踪迹。
  噶当派,创建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噶当”意为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教道理的意思。该教派以修习显宗为主,主张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其教法传播甚广,藏传佛教各教派均受其影响。15世纪格鲁派兴起,原噶当派僧人和寺院,都改宗格鲁派,噶当派从此在西藏社会上消失。
  萨迦派(花教),创始于1073年,因该教派主寺萨迦寺所在地呈灰白色,故得名萨迦(藏语意为白土)。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花教在形成教派体系、扩大宗教影响、拓展封建势力过程中,出现过历史上著名的“萨迦五祖”。其中,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1247年被元朝统治者召于凉州,商洽西藏的归属。之后,萨班联络西藏各个封建势力归顺蒙古。萨班去世后,萨迦五祖八思巴又成为元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受到元朝皇帝极大的恩宠,被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萨迦派也由此成为元朝在西藏统治的代表。明朝,萨迦派高僧贡噶扎西前往南京朝见永乐皇帝,受封为明朝三大法王之一的“大乘法王”。
  噶举派(白教)创始于11世纪,重视密宗学习,而密宗学习又必须通过口耳相传,故名噶举(藏语口传之意)。因该教派创始人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在修法时都穿白色僧裙,故噶举派又称白教。白教最初分香巴噶举和塔布噶举。香巴噶举在14、15世纪衰落,现在谈到噶举派,一般就是塔布噶举。塔布噶举实力雄厚,支系最多,其中一些不是直接控制过西藏地方政权,就是独占一方的封建势力。
  格鲁派(黄教),创建于1409年,是15世纪西藏佛教史上的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也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宗喀巴生在西藏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之时,上层僧人不仅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角逐,而且生活日趋腐朽,在社会上逐渐失去民心。针对这一情况,宗喀巴以重视戒律为号召,到处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抨击僧人不守戒律,积极推进西藏佛教改革。1409年藏历正月,他在拉萨大昭寺发起祈愿大法会,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传召大法会。法会后,宗喀巴建起著名的甘丹寺,创建起严守戒律的格鲁派(格鲁,藏语意为善律)。由于宗喀巴及其追随者戴黄色僧帽,故又俗称黄教。黄教创建后,相继又建立起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它们与甘丹寺一起并称为格鲁派的六大寺院。此外,黄教还创建了达赖、班禅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6、长春真人雪山行
  中国的道教有两大宗派,一为全真教,一为正一教。全真教由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等小说的流传而声名远扬,王重阳更是博得了天下第一的名号。事实上全真教的确为王重阳所创,而且在他的七个弟子中就数长春子丘处机最为有名了。王重阳逝世之后,丘处机继承了王重阳的道统,进一步将全真教发扬光大。
  金朝时候王重阳创立了道教的全真道一派。他有七个弟子,号称“七真”。丘处机在七真中排行第四,名声却最大。丘处机是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19岁时,到宁海(今山东牟平)的昆仑山,跟随王重阳学习全真道的教义,取道号为“长春子”。他成名后,人们唤他为“长春真人”。
  那时,山东还是金朝统治的地方。金世宗完颜雍听说“长春真人”道术十分了得,就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召见丘处机。完颜雍的堂兄完颜亮,史称海陵王,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完颜雍当济南尹时,完颜亮垂涎他的妻子乌林答氏,召她进京。乌林答氏临行前对完颜雍说道:“我不去,那淫棍一定要杀你。你就让我去吧!我自有办法保全自己。”后来乌林被逼自杀,却实现了对丈夫的承诺。完颜雍怀恨在心,伺机夺了完颜亮的帝位,并向天下百姓揭露了完颜亮种种荒淫无耻的罪行。但是,当了皇帝的完颜雍也免不了走上荒淫的道路。由于纵欲过度,他身体虚弱、精神疲惫,上殿朝会都得两个人左右搀扶。他召见丘处机,是想向这位“真人”讨教一点保养的方术。丘处机对宫廷的糜烂早有所闻,乘这个机会,他劝完颜雍:“要克制,要寡欲;这样才能保养精气,调和阳神。”完颜雍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却点头称是,赐给丘处机几个桃子。
  完颜雍过了8年就死掉了,他的孙子完颜继承了帝位,史称金章宗。完颜宠爱元妃李师儿。李师儿是汉人,出身贫贱,虽然聪明伶俐、知书达礼,却仍受到宫中女真贵族女子的歧视。李师儿经常劝完颜提倡道教。她在宫中,遥拜长春真人丘处机为师,派人专程赠送给丘处机一部《道藏》。
  丘处机起先也想借金朝皇帝的力量来推行道教,对金朝皇室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贞礼二年(1214年),山东爆发了杨安儿、耿格的起义,义军活动的地区正是丘处机的家乡一带。丘处机利用全真道的影响,劝阻农民不要参加义军,策动义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变节、投降。后来,他看到金朝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气数将尽,就转而采取与金朝皇室不合作的态度。继承完颜帝位的金宣宗完颜殉派人召丘处机进京,他都推辞不去。丘处机这时看好的“真命天子”是在金朝的背后崛起的成吉思汗。
  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成吉思汗派了近臣札八儿和刘仲禄两人为使者去召见丘处机。丘处机恭恭敬敬地把他们当“天使”接待,拜领了诏书,随即挑选了18名徒弟随从,同“天使”一起去谒见成吉思汗。一行人来到抚州(今河北张北),听说成吉思汗已经率军攻打西夏去了。他们跟着向西夏(今宁夏一带)前线赶去,成吉思汗的大军却又挺进到西域(今新疆一带)。他们追踪到西域,大军又已踏上进攻花剌子摩国的征途,丘处机一行于是也跟着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为了谒见成吉思汗,丘处机一行跋涉上万里,途经40多个州县,历时四个年头。夏天,他们行走在沙漠中,唇焦口燥,烈日当空,热气蒸腾,几乎把他们烤成肉干。冬天,他们行走在雪地里,寒气砭骨;骑在马上,俯身用马鞭的木杆去量测积雪的厚度,木杆全部插进雪中,还到不了雪层的一半深。沿途几乎见不到人烟,随处可见的,却是残折锈蚀的兵器,狼藉支离的尸骨。有时陷入补给断绝的境地,他们就只能忍饥挨饿地前进。
  他们从昆仑山来到中亚的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同成吉思汗的大军会合。成吉思汗会见了丘处机,并下令在驻地为这位“真人”专门搭起庐帐,供他长期居住。
  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言:“要想统一天下,就一定不能以杀人为嗜好。”成吉思汗问他:“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什么?”丘处机告诉他:“敬畏天意,爱护百姓是治国的根本。”成吉思汗向他讨教“长生”的法子。丘处机的回答是:“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丘处机谈的这一些全真派道教的大道理,对于从蒙古草原一路冲杀过来,狂飙猛进的成吉思汗的确说得上是一服清凉镇定剂。成吉思汗很欣赏他的话,高兴地对他说:“你真是天赐给我的老神仙,是专门来开通我的心志的!”以后,成吉思汗就一直用“神仙”这个称号来称呼丘处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成吉思汗已经年过花甲。在一次围猎中,成吉思汗的马摔了一跤,差点把他摔下鞍。丘处机劝告他:“天是讲究保护生命的,陛下年纪又大了,再经常搞围猎,就不合宜了。”成吉思汗听了丘处机的话,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再举行围猎活动。
  丘处机从雪山回到河北一带,派徒弟们拿着道教徒的身份证明书(所谓“牒”)去召集百姓入教。由于战乱,很多老百姓被蒙古军事贵族掠去当了奴隶,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濒临死亡。丘处机凭借成吉思汗对他的信任,利用发展道教徒的方法,使两三万当了奴隶的百姓恢复了良家平民的身分,濒临死亡的人有了生路。
  晚年的成吉思汗经常派使者对丘处机表示慰问,捎话说:“我常常想念神仙,神仙可不要忘记我啊!”但丘处机毕竟不是“神仙”。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丘处机去世,享年80岁。成吉思汗比他晚去世两年,享年66岁。
 
7、谶纬神学
  谶纬神学是流行于两汉,经过王莽、刘秀利用政治权力加以倡导、宣扬和推广,使之成为两汉之际宗教神学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王莽为了篡夺皇位,多次利用所谓丹书著石、金匮策书等图谶,发布诸如“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之类的传言,为自己当皇帝制造根据。刘秀在反莽复汉时,为了证明自己是西汉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也编造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刀合起来即为繁体的“刘”字)等谶语。
  谶和纬竟然具有改朝换代的魔力,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事物呢?原来,谶的本义是应验,它同人的语言有关,凡是有应验的预言即称为“谶”。它带有宗教的诡秘性,宣扬者往往托名于天帝、神仙,并且力图证明预言事后有应验。宣扬这种预言的书就叫做“谶书”。
  纬本是指织布机上的横丝,相对于纵丝而言。纵为经,横为纬。汉代的宗教神学家用神学观点赋予它神学的含义,将它与儒家的经如《诗》、《书》、《礼》、《易》、《乐》、《春秋》相对应,假托神意,把经学神学化。因此,用神学的观点来穿凿附会地解释经书的书,就叫做“纬书”。
  谶和纬的含义虽有不同,但都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又都同时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思想工具,如上文提到王莽和刘秀均是利用谶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谶纬神学开始比较简单粗陋,并且各讲一套,刘秀当上皇帝后,便令尹敏、薛汉等人校定图谶,在中元元年(公元56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将其抬到合法地位。汉章帝时,皇帝亲自主持由官员和儒生参加的白虎观会议,并由班固作《白虎通义》,将谶纬和今文经学相揉合,从而更加精致,成为东汉王朝统治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
 
8、春秋三传
  五经之中本有《春秋》,但由于《春秋》言词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氏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
  《公羊传》和《谷梁传》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公羊传》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行文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左传》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其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9、道教的宗派源流
  道教是诸多道派的集合体。最早是东汉顺帝(126~144年)时出现的五斗米道,灵帝建宁、熹平之际(168~177年),又有太平道的建立,这是世人最初认识的道教。时至东晋南北朝,又产生了上清、灵宝、楼观等派别。道教的派别渐多,影响也逐渐扩大。至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及其前后,北方又兴起了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等新道派;南方则出现了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净明道等诸多派。这是道教发展史上宗派繁衍最盛的时期。
  尽管道教各宗派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也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大体相同的,即大都出现在人民苦难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产生于东汉末政治腐朽黑暗、经济危机深重的年代;上清、灵宝派则出现于东晋羸弱、十六国分争时期;北方三个新道派和南方诸派,则于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南宋孱弱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先后面世。
  道派创建之初,大多数创教人皆以神降经书相张扬,借以耸人听闻,吸引群众。太平道创建时,宣扬张角获得了神人于曲阳泉水上降授给于吉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五斗米道创建时,宣扬太上老君亲降鹤鸣山授张陵新出正一盟威之道;上清派创建时,宣扬魏夫人和诸仙真降授杨羲、许谧以《上清真经》;灵宝派创建时,宣扬葛巢甫获得了元始天尊降授给葛玄的《灵宝经》等等。因此这些道派都以自称神授的经书之名称其派,张角据《太平经》称太平道,张陵据正一盟威之道称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师道皆为俗称),杨羲、许谧据《上清(大洞)真经》称上清派,葛巢甫据《灵宝经》称灵宝派。这种自造经书而托名神授的创教方式,为其后许多年代的创教者所沿用。如饶洞天于北宋时宣称,在地下掘得神书《天心经正法》而立天心派;王文卿、林灵素于北宋末宣称,汪君火师降授飞神谒帝之道和赵升(张陵弟子)降授《神霄天坛玉书》而建神霄派;刘德仁于金初宣称,一须眉皓白的老人(隐喻老子)亲授《道德经》要言和一支笔而创大道教(后改名真大道);何真公、刘玉相继在南宋和元代宣称,许逊降授《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和《中黄大道》《八极真诠》而创净明道。
  除很多以道教经书命名的道派以外,还有不少以创教地区命名的道派,如楼观道、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以及后来的龙门派等。另外还有根据教义主旨命名的道派,如全真道以实行真功、真行为“全真”,故因以名其派。又有据祖师之名命名的道派,如三丰派、萨祖派等。
  尽管道教诸派出现的时间不同,名称各异,但其基本信仰和追求的目标则是大体相同的。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终极目标是长生成仙。老子的“道”,原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道教从宗教立场加以继承和改造,使之变成道教教义的思想基础和指导修炼的理论。同时把它和神仙思想结合起来,构成道教追求的理想境界,得道、成仙成为个人梦想归宿的实现。因此,信仰老子的“道”和追求长生成仙,是各个道教宗派的共性,舍此不得谓道教宗派。
  与此同时,各个宗派又各有其个性。这种个性源于对基本信仰和目标的不同理解和实现基本目标所采取的不同途径与手段。在早期道教,各派在追求长生不死的目标上,没有区别,只是在实现此目标的做法上各有不同。大略言之,一种是企图借助符祈禳、斋醮等,辅以行气、导引、存神、守一等炼形手段,以期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一种是企图借助服食外丹,修炼内丹等途径,达到成仙得道。所修方术虽有各种名目,皆不外乎为了炼神和炼形,以期达到形神共存,即“形神俱妙”,而“肉体飞升”。但经过若干年代的努力,各种方术都达不到肉体不死的目的。
  于是许多道派不得不在信仰目标上作出修正,即不再强调“形神俱妙”、“肉体飞升”,而只追求成仙证道的笼统目标。后起的全真道更干脆抛弃这个目标,批评“肉体不死”为“大愚,不达道理”;而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把不死的意义缩小为“真性”不死,即精神不死。这是道教后期在信仰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转变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仰与实践的矛盾,但却淡化了道教固有的特性。
  道教各派在理论、教义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各派之间几乎没有理论上的纷争,只在修习方术上互有贬斥;相反,各派之间的互相汲取,却是比较突出的。其结果是各派特点的进一步融合。这也是后期道教各派能互相联合为两大派的原因之一。
  到了十三世纪前后,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和宋人统治下的南方道教分别联合为全真道和正一道。此两派以后即成为道教的主要宗派,但其间两派又分别有一些分支出现。如全真道在全真七子之后由七子分别传教发展出了全真七派。
 
10、二十五史
  二十五史由来已久,指中国历史上记载各朝各代历史的二十五种史书,即: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清史稿》。
  《三国志》及以前三部史书合称“前四史”。明朝时,以《元史》及以前诸史为正史,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年间,《明史》行世,与此前的正史合称“二十二史”,后又将《旧唐书》并入其中,从而得“二十三史”。后又有人将早已散佚的《旧五代史》依据《永乐大典》等辑录整理成书,经乾隆皇帝钦定,与“二十三史”合称“二十四史”,成为过去传统史学领域中的“正史”。
  民国年间,设清史馆,由赵尔巽统稿,写成《清史稿》,由此得二十五史。
  古人编写史书有多种体裁,二十五史均采用纪传体,此种体裁创始于司马迁所作的《史记》。纪传11、体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本纪”的内容是围绕帝王展开,按时间顺序记载重大事件,排列在全书之首。“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不论是《史记》,还是其他纪传体史书,“列传”在全书中的篇幅均为最多。在“二十五史”中,一般把列传放在最后面。“本纪”、“列传”之外,《史记》还有“表”、“书”、“世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按一定的顺序,谱列人物和事件。“书”专门记载各种典章制度,每一篇“书”,犹如一部专门的典章制度史。“世家”则主要用来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
 
11、汉传佛教的宗派
  佛教的宗派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因为佛法虽只有一味,但由于接受者的程度——根性的高下不一,以及生存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对于佛法的看法,也就因人而异,有不同的解释了。佛经中说:“佛一圆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指的这一层意思。站在佛的立场看佛法,法法可通涅城,站在佛弟子的立场,那就各有各的专长的法门了,比如最有名的十三位弟子,他们各有一种特殊的性格。这可算是佛教分宗的最初征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初没有宗派的门户之见,后来由于翻译事业的逐渐鼎盛,佛典的大量译成,以及佛教思想家对于佛法的分类,才有宗派的出现。
  中国佛教的宗派,最先成立的是由于东晋时代鸠摩罗什译介的三论或四论宗,这是印度空宗的法脉,到嘉祥大师而集大成。同时依据小乘的成实论而有成实宗;依据小乘有部的俱舍论而有俱舍宗。依据涅经而成涅宗;依据十地论而成地论宗;依据摄大乘论而成摄论宗;由达摩西来,传佛心印,而成禅宗;由唐代道宣专弘四分律,而成(南山)律宗;依据法华经的综合,至智者大师而成天台宗;由玄奘大师西游归来,据唯识论而成法相宗;依华严经开发,至贤首大师而成华严宗;自慧远大师倡莲社专修持名念佛,至善导大师而成净土宗;最后由于唐代开元年间,西域来了善无畏等三位密教的高僧,译传嗣懿康木ǎ闪⒘嗣茏凇这样算下来,中国佛教,共有十三宗之多了,其中除了成实与俱舍两宗属于小乘佛教,此外都是大乘佛教。后来,由于各宗的相摄相抗,十三宗仅剩下了十宗,涅宗归入天台宗,地论宗归入华严宗,摄论宗归入法相宗。
  自晚唐以后的中国佛教,小乘不受重视,三论、唯识,已无人研究,密宗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唐武宗会昌五年的法难之后,密宗在中国消失,倒是流去了日本。中国的地理及社会背景,无法严格地要求戒律的遵行,所以律宗也是若隐若现地苟延残喘而已;最盛的是禅宗,以致禅宗的六祖惠能之下,又分出了五家宗派,五家之中以临济及曹洞二派发展得最为盛久,今日的中国僧尼,几乎全部是出自这两家的法脉而来。至于讲说教理方面,仅有天台与华严勉强维持而已。到了宋明之际,中国出了几位主张禅净双修的高僧如永明延寿(唐哀帝天佑二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所以近代的中国佛教,除了念佛与参禅,似乎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
 
12、稷下学宫
  战国时代,七国争战不休,但却为学术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东方的齐国出现了足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院相媲美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集中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互相争辩,共同研讨,著书立说。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地区,因此后世将其命名为“稷下学宫”。它创建于齐桓公(公元前374~公元前357年)在位时期,并在齐宣王(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在位)时期达到鼎盛阶段。一直到秦国灭亡六国,稷下学宫才走向消亡。
  在鼎盛时期,学宫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所有学派,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田巴、鲁仲连、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典型。难能可贵的是,齐王对学宫的学者文人优容有加,封其中的著名学者为“上大夫”,赐给上大夫的爵禄,享受优厚的待遇,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因此,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学术博大精深,荟萃各家各派思想精华。就儒学而言,曾进驻稷下学宫的著名儒学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尹文等人“气论”的影响。
  荀子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说的总结者。在荀子“礼法结合”的思想催生下,荀子的弟子韩非和李斯等人进一步推动了法家的发展,并对秦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3、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
  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扩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与皇家图书室,并没有得到重视。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馆,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当时各经(“五经”、“六经”)博士均由今文经学派把持。西汉末年平帝时期,曾设古文经博士,以与今文经博士对抗。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同时,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许慎是贾逵的高足,他集毕生心血写成《说问解字》,为古文经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足,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闻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方始告一段落。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从表面上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在于文字。但从实质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止于文字。今文学派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经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这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不容。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而成为政治统治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宋代则以怀疑而著称的“宋学”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
  今古文经学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14、历史上的全真教
  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全真教掌门王重阳打败四大高手,博得天下第一的名号。这个全真教并非如九大门派一般纯属虚构,而是实有其人其事,连王重阳七大弟子“全真七子”也确有其人。而且,全真教自王重阳以来,绵延不绝,1912年,全真道在北京白云观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中央道教会”。
  历史上,全真道创立于金代初年,弟子大多乞食为生,不建宫观,在山野市井修炼、传教。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修炼时先收心,达到一念不生,这叫“明心见性”。然后调整呼吸,按顺序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全真道的内丹学说认为人心具有“真性”,它又叫元神、元性、真心等等,是不生不灭、不变化的,成仙的根据就建立在它上面。全真道士解释教名“全真”,说就是保全“真性”的意思。
  丘处机掌教以后,以山东半岛为中心进一步发展全真教。据《北游语录》:刘处玄教旨“无为有为相伴”,至丘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经过前后二十余年的发展,全真教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上闻于金廷。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王处一被召至京,金世宗亲问养生之道。次年,又找丘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全真教臻于极盛。1219年,蒙古成吉思汗遣使召见丘处机。丘处机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率十八高徒跋涉数万里,远赴西域雪山行营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问道教的炼养长生之术,丘处机以道家清静无为,敬天爱民戒杀之旨劝谕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敬而称其为“活神仙”,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丘处机于1224年东归,住于燕京长春宫。1227年卒后,葬于该宫处顺堂,即今北京白云观。
  由于丘处机的经营,全真教鼎盛一时,《元史·释老传》说:“处机还燕,使其徒持其牒召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处机也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
  元一统天下后,南北文化渐趋融合,全真道渡江南传。江南名画家黄子久,即为全真道士,居苏杭授徒传教。元初江南全真道最大的活动点是湖北武当山,鲁大宥、江贞常等道士于元初入山传全真道,修复宫观、徒众颇多。李道纯原为南宗玉蟾门下王金蟾之徒,居真州长生观,入元后自称全真道士,撰有《全真集玄密要》、《中和集》等,为元初内丹大家。李钰、赵友钦师徒活动于江西、江苏一带,其徒陈致虚“遍游夜郎、邛水、沅芷、辰阳、荆南、二鄂、长江、庐阜、江之东西,凡授百余人。”所撰《金丹大要》为元代内丹名著。至此,全真道遍传南北,盛大至极。全真教的地位因元室册封全真祖师而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永乐间,属全真一系的道士张三丰,声望颇高,被称为“活神仙”。张三丰名全一,一名君宝,号三丰,一号张邋遢,辽东懿州人,容貌伟岸,不惧寒暑,一顿饭可以吃好几升米。有时数日一食,有时数月不食,读书过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游数日千里。诙谐幽默,放荡不羁,旁若无人。自称生于金末定宗三年(248年),曾为中山博陵县令,后弃官出家为全真道士,于终南山遇火龙真人传以丹诀,赴武当修炼多年。他的门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真派的支派。
  全真正宗,自元代以来,“七真”门下各自开派,分为龙门(丘处机)、随山(刘处玄)、南无(谭处端)、遇山(马钰)、仑山(王处一)、清静(孙不二)、华山(郝大通)七个支派,以龙门派最为壮大,该派传至明代,出现以戒律密传的“龙门律宗”。
  清代,全真派诸派中龙门派呈中兴之象,以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为中兴之祖。王常月,号昆阳子,山西长治人,20岁时遍游名山,访求大道。1656年,王常月134岁时,任北京白云观方丈,顺治帝封其为国师,康熙帝皈依于王之门下。王常月广授度牒,还长途跋涉到江苏茅山,湖北武当山传戒,于是,龙门教风遍于天下。他严格管理白云观,清规戒律,道门严整,香火不断,成为全真龙门派的大总管,公认为“全真第一丛林”,龙门派大盛于世。清末全真道逐渐势微。
 
15、清人智慧的结晶——考据之学
  由于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并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文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可能,所以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古籍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著名经学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的新气象,考据学大盛,渐渐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后世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出现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研究,其中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书》)。主张儒家义理在经书之中而不在经书之外;研究经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知声音。他所撰《日知录》、《音学五书》广征博考、言必有据,成为清代考据家的必读经典,也成为乾嘉学者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含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大多数学者的毕生精力,都从事整理工作,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便利。中国古书很多,经过几千年的传抄,不免有不少混乱错误的地方,有的已经无法辨读下去,意义更加无法理解。乾嘉考据家们,用十分精密细致的校勘方法,几乎对所有重要的古书都加以详细的考据证,使后辈读书人省却了很多精力,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枝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需要说明解决问题时,却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际的后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
  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16、十三经
  两千年来,宣扬儒家思想的典籍浩如烟海。清朝《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的经部书籍已达一千七百余部,约两万卷。不过作为重要经典的儒家著作,最初只有六部,即孔子所谓的六经。后来发展为十三部,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三经”。
  六经
  孔子所说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乐》早在战国后期即已失传。对于这六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在经学史上自汉朝以来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今文经学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根据古代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编著而成的,是先有孔子而后有六经的,因此有孔子著作六经之说。古文经学派则认为,在孔子之前已有六经,是周公所作,孔子只是对这些经典进行了删定。对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实际上两种意见都有片面之处。一方面不应该为了推崇孔子而硬说六经是孔子著作的;另一方面,虽然孔子之前存在有关于六经方面的著作,但也未必就是周公著作的。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更注重的是六经本身的历史文献价值。
  五经
  由于《乐》在战国时期已经失传,所以汉武帝时只立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这些博士都是对其中某一部经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并且要传授学生。
  七经
  由于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至东汉时,又在五经之外把《论语》、《孝经》定为读书人必读之书,这样儒家的经典便扩大为七经了。
九经
  到了唐朝,在国家官办学校的学习科目中以及科举考试项目中,又有九经之说,这就是《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等九部经书。显然在七经、九经中,已经把古代阐述经义的一些传、记也包括到经的范围之内了。在唐代,《论语》和《孝经》是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要研读的,称之为“兼经”。
  十一经
  唐文宗年间(827—840年),朝廷下令把九经以及《论语》、《孝经》都刻在石碑上,总共十一部书,称为十一经。这些经书刻石至今保存下来,就是有名的“开成石经”。
  十三经和《十三经注疏》
  在宋朝,理学家们把《孟子》和《尔雅》也提高到经书的地位。北宋哲宗年间的科举考试中就包括《孟子》了。从此儒家的经典便成了十三经,直到封建社会终结,再也没有变化。十三经之中,《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合称“春秋三传”。
  对于这十三部儒家的经传,汉朝及其后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人们称之为注或笺。唐宋时期,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对汉代的注释也难于理解了,于是一些学者不仅注解经传的正文,而且对前人的旧注也进行解释和阐发,习惯上就称之为“疏”或“正义”。南宋以后,有人把十三经以及比较好的注、疏、正义合刻在一起,形成一整套经书及其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这十三部经书的注疏作者分别如下:
  《周易》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春秋左氏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疏;
  《孝经》唐玄宗注,宋邢疏;
  《孟子》汉赵岐注,宋孙疏;
  《尔雅》晋郭璞注,宋邢疏。
 
17、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因太史公司马迁而生,司马迁也因《史记》而名传千古,至今不衰。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幼承父命,以撰写一部古今通史为己任。其父从年幼时即着力培养,十岁以前使之居于乡间,体味民间之疾苦。十岁后即随古文经大儒诵读《尚书》等古典著作,弱冠之后,又带着满腔热情畅游祖国山川,开阔胸襟,磨练意志,增长见闻。再往后,其父逝世,司马迁秉承父命,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因此获得了接触历代文献和重要档案的机会。这一切,预示着一代史学大家即将长成。
  但是,若仅止于此,司马迁便不会具有今日的声名,也不会令后人景仰、崇敬、同情。他更伟大的地方,在于身为史学家而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他看事情明锐而透达,可是感情却是他卓越见解的基础;他讽刺的人物很多,然而在他笔下写来,却也依然带着大量可爱的成分;他的史书,如果不加上“浪漫”两字,就缺乏了生命的气息,缺少了永垂不朽的基石。
  公元99年,司马迁一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事件发生了。
  李广后裔李陵以不满五千士卒,出击匈奴,对敌十余万,转战千里,斩获数千,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之争相诋毁李陵。司马迁以为李陵出生入死,不顾一己性命安危,而群臣在后方保全妻子财产,一旦前方将领有事,蜂起而攻,暴人之短,世态炎凉,功罪难辨。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终因此触怒武帝,获罪下狱。
  依照法律,司马迁被判死刑或以腐刑代替。而被判此刑者可以五十万钱赎身,司马迁家无余财,无力赎罪。是忍辱负重,以完成空前绝后的伟业,还是孤注一掷,以一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司马迁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他本不欲苟且偷生于世,惟父亲和自己夙愿未了,所以甘受腐刑,以待将来。出狱后,司马迁发奋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诗经》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史记》亦然。司马迁忍受腐刑之辱,终于成就了这部鸿篇巨制。
  《史记》为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例,并为后代史家所效法。
 
18、四书五经
  中国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那实在是件悲哀的事。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避开“四书五经”。
  四书
  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的总称。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当然,“四书”这个说法一直到南宋才出现,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将它们编在一起,并撰写了《四书集注》为这四部著作作注。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人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之手。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是其中一派。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派。从师承关系来看,子思学于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思孟学派”的说法。后代因此而尊称子思为“述圣”。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邹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先秦时,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把火烧下去,很多典籍就失传了,其中就有《乐经》。后来历代又有许多著作进入“经”的行列,最终成了十三经。
  在十三经的发展过程中,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后来的五经中,《礼记》和《左传》取代了《仪礼》和《春秋》的位置,这两部新的著作都是后人对前人著作的注解。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其实“诗书”可能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汉后称《毛诗》。中国第一本诗歌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今天的《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叫《小戴礼记》。古时称赞人“知书达礼”,其实“书”、“礼”可能是分别指《尚书》、《礼记》。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但可能应是鲁国历代史官所成。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
 
19、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
  成书于明代初期的《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的篇幅之大,内容之丰富,缮写与装潢之精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类书,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因博采群书,分类编辑,故称“类书”。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鉴于古今事物散记于各书,不易查阅。1403年(永乐元年)命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人,组织编纂一部便于查索的大型类书。当时规定:自古以来的“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第二年,解缙等人编出《文献大成》,朱棣认为过于简略,又于1405年命大臣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等人,组织人力重修。这次参加编纂缮写工作的官员、文士,多达2169人,至1408年(永乐六年)冬全部完成,由朱棣将该书定名为《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
  《大典》辑有上古至明初的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可谓旁搜博采,汇集了当时的天下群书。全书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共约三亿七千万字,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煌煌巨制!《大典》的编排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奇闻异见等等,都随字收载。例如天文志列在“天”字,地理志列在“地”字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规定所辑入的书,不准删改,必须照原著整部、整篇、整段地编入,因此《大典》保存了我国宋元以前大量的珍籍。《大典》编成后,只缮写了一部。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后,《大典》也运至北京,收藏在皇宫的“文”内。由于卷帙过多,此书始终未能刻版付印,直到明嘉靖末年,才照原本摹写了一部做为副本。《大典》的正本约于明亡之际被焚毁,副本在清朝前期由皇家档案库移至翰林院藏存。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由于官吏们的偷盗,《大典》缺失了二千四百多卷;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时又被劫掠。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大典》惨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剩下的仅有六十四册了。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到如此摧残,是我国文化史上无法估量的损失。
  解放后,经多方努力,到1959年为止,已搜集《永乐大典》215册,加上复制本等,共730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虽然这730卷只是原书的百分之三,但其中仍然保存了不少散佚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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